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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融资纾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际税收 国际税收 2024-03-06


作者信息

陈海宇（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杜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济学院）

张晓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文章内容

一、引言及研究综述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企业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率（刘思明等，2019）。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技术进步、管理创新、组织变革等综合运营的结果（郑宝红等，2018），其过程必然离不开“燃料”的供给，即长期持续的资金投入，以加大研究与开发（以下简称“研发”）力度，推动技术进步。而企业研发过程具有较大的信息不对称性，较难获取外部融资（Hall，2002；鞠晓生等，2013），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有现金流等内源融资。税收是企业须承担的一项重要成本支出，会导致现金流从企业流出（王亮亮，2016），因此税收负担的轻与重将会直接影响支撑企业高质量发展内源资金的多与少。事实上，中国90%以上的税收收入直接来源于企业的缴纳，企业几乎是“独挑”着繁重的税收负担（高培勇，2015）。对此，为减轻微观主体税收负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近年实施了系列退税减税降费政策。仅2022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4.2万亿元，其中新增减税降费超1万亿元。企业能否将政策红利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关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因此，有必要从微观层面对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减税降费政策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也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不少学者研究发现，税收会抑制企业创新（李林木等，2017；林志帆等，2017），减税则可鼓励企业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吴辉航等，2017；郑宝红等，2018；王业斌等，2019；杨林等，2021；段姝等，2022；李华等，2022）。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税负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并非全是抑制作用，因为税收同时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资金来源，征收适量的税收对企业生产率具有宏观层面的促进作用（朱玉飞等，2018）。而且，减税降费政策虽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但其作用在长期是逐步收敛的（吴辉航等，2017；郑宝红等，2018）。所以，如何为企业的长远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的“燃料”动力是当前值得研究的问题。同时，也只有明晰税负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才能为政府财税部门进一步精准施策提供理论参考。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减税降费政策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剖析减税降费政策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异质性以及时间效应，以此为减税降费政策优化以及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准施策提供经验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双支柱”国际税改方案是国际税收规则近百年来的最大变革，由于支柱一金额A设定了200亿欧元的销售收入和10%利润率门槛，并将采掘业和受监管的金融业排除在外，因此范围内的跨国公司数量相对较少。目前情况下，支柱一对我国跨国公司影响相对有限。支柱二未设置行业限制，适用范围是全球收入达到7.5亿欧元以上的跨国企业，这将对跨国税收分配产生较大影响，跨国企业应及时跟进业务所在区域的税改动态和立法进程，主动评估潜在影响。　　（一）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环境，同时也是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决策（郑宝红等，2018）。所以，税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以分解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　　从宏观层面看，税收是政府公共支出最主要的来源，税收收入越多，政府用于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支出越充分，而充足的公共产品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条件，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基础。尤其是教育支出在推动人才高质量培养和科技研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朱玉飞等，2018），能服务企业科技创新实践，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张希等（2014）研究发现，正是由于税收可通过政府公共支出发挥对创新产出的正向效应，税负更重的地区反而创新产出更多。因此，税收在宏观层面会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从微观层面看，税收同时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扭曲效应，且税率越高扭曲效应越大（Kleven等，2013）。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呈现，而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其技术创新以及组织管理革新共同作用的结果（郑宝红等，2018），在此过程中必然受到资金和风险的双重约束。例如，技术创新本身具有研发周期长、产出不确定性高等特征，其中蕴含的高风险性会增加企业外部融资获取的难度，提高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程度，而较重的税收负担会减少企业现金流，从而降低企业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努力（Evans等，1989）。Mukherjee等（2017）研究美国州层面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增税政策会减少企业的研发投资力度和新产品的生产数量。Gemmell等（2016）基于欧洲国家的研究数据，发现税负更重的企业投资额更少且更保守，导致生产效率提升较慢。李林木等（2017）、林志帆等（2017）研究发现，较重的税负会抑制企业的研发创新。由此，税收在微观层面会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　　综上分析，税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宏观层面的促进作用和微观层面的抑制作用，综合影响方向并不确定。例如，朱玉飞等（2018）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企业税负与其生产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如果结合我国企业税负实践，还发现企业几乎独挑繁重的税收负担，而且企业税负存在“苦乐不均”的现象（倪红福等，2020）。由此可见，较重的税收负担会大大减少企业内部现金流，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产生挤出效应（吴祖光等，2013）。此时，尽管税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宏观层面的正向影响，但已不能完全补偿微观层面的负向影响，总体上会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而减税降费政策能够减轻企业税负压力，改善企业现金流，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　　H1：企业高质量发展与税收负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　　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其生产效率提升的结果，而助力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技术创新活动因研发周期长、产出不确定性高等特征往往使企业面临外部融资约束。首先，较长的研发周期决定了创新活动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这是因为企业创新活动是一项长期投资，形成的“新知识”到商业化运作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转化（鞠晓生，2013）。其次，产出不确定性高决定了创新活动的高融资成本。创新活动通常具有高保密性，研发活动作为商业机密一般不会被企业轻易对外披露，这就导致投资者无法准确获取相关研发信息，很难有效识别研发项目的优与劣，存在信息不对称。因而，企业就需向外部投资者弥补因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风险溢价”，导致外部融资成本升高。　　根据优序融资理论，如果企业外部融资较难时，企业的内源融资将成为其研发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Hall，2002）。税收作为企业必须支付的费用会导致现金从企业流出，企业在经营预算时必须考虑税收带来的现金流出影响，因而税收负担的轻与重不仅会直接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所需内源资金的多与少，还会影响企业内部现金流使用的弹性，进而影响到企业研发投入资金的配置效率。此外，充足的现金流同时还是企业研发失败的“风险准备金”（Manso，2011），而税收支付会减少企业可用的“风险准备金”，导致研发规模缩减。减税降费政策可以为企业研发投入提供较为充足的内源资金，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从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2。　　H2：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帮助企业融资纾困，增加企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内源资金。　　（三）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　　从企业自身特征看，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与政府关系、融资能力等方面均存有差异，因此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能会因所有制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天然的关联，在融资上拥有政府的隐性担保（邵帅等，2015），更容易获取银行贷款。事实上，中国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具有信贷分配的“政策选择顺序”（Huang，2003；Poncet等，2010），规模小、固定资产少、缺乏抵押品的民营企业可能会受到信贷歧视，导致外部融资较难（张璇等，2019），因而其研发活动将不得不主要依赖内源融资。而税收负担又会减少企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内源现金流，从而制约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相较于国有企业，融资约束更大的民营企业可能对于减税降费政策更加敏感。减税降费政策节约的内源现金流有利于帮助民营企业走出融资困境，助力其高质量发展。　　从外部制度环境看，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就越低，企业融资渠道越丰富，其面临的融资约束就越小（韩宝山等，2022）。因此，减税降费政策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也会受到企业所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在资本市场完美假设下，企业的投资独立于融资决策，外源融资成本和内源融资成本相同（Modigliani等，1958）。但在现实中，资本市场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获取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增加致使企业外源融资成本提升，企业对内源融资的依赖度将会上升。而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则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因为金融发展往往伴随着金融机构规模的有序扩张、金融工具多样化功能的逐步完善等，能够帮助投资者更好地筛选企业投融资决策的相关信息，使企业更容易获取外部资金（Demirguc-Kunt等，1998），提高资金分配效率，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资力度（孙晓华等，2015），从而促进高质量发展（李佳霖等，2021）。因此，当企业所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外源融资较易获取时，将会弱化其对内源融资的依赖；反之，当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企业将会依赖内源融资，尤其是税负降低为其带来的现金流节约。因此，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相比，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对减税降费政策更加敏感。综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3。　　H3：减税降费政策对于民营企业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影响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　　参考已有研究（吴辉航等，2017；朱玉飞等，2018），本文设定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二）指标度量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程度。目前已有研究并没有对高质量发展形成统一的测度方法，但多数文献认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率（刘思明等，2019）。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考虑了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投入，包含的信息丰富，综合性较强，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反映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也符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因此本文利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程度。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常用方法有OLS法、OP法和LP法。由于同时性偏差和样本选择偏差的存在，使用OLS法估算得到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有偏误。OP法对样本选择偏差进行了很好处理，但其不足在于企业投资与生产率之间可能不具有单调性。LP法使用企业中间品投入作为生产率的代理变量，能够解决企业投资数据可能缺失或为负的情况，但没有处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综合优弊，本文以OP法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同时为了减弱企业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可能不具有单调性的影响，删除了投资为非正值和缺失值的样本。　　2.解释变量　　由于税负水平是减税降费政策在企业层面的实际体现，参考已有研究（杨林等，2021；李华等，2022），本文利用企业的税收负担作为减税降费的逆向代理指标。具体地，利用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刻画企业税收负担，即利用企业缴纳的所得税费用与利润总额的比值进行衡量（刘慧龙等，2014；吴辉航等，2017；朱玉飞等，2018）。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的文献（吴辉航等，2017；朱玉飞等，2018），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其他因素。　　一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利用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进行衡量，反映了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资产负债率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确定。一方面，债务是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之一，企业的债务利息支出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促使企业更多地利用债务进行融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小，从而有更多资金投入研发活动，进而提升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如果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意味着企业偿还贷款的压力加大，企业存在较大的资本风险，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高质量发展。　　二是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利用企业资产总额与员工人数的比值表示。资本密集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确定。一方面，因资本要素相对劳动要素具有更高的边际生产率，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生产率也越高；另一方面，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边际回报越可能递减，反而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　　三是企业的出口规模。利用企业出口值的对数进行标准化。出口行为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出口行为能够带来自我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因为拥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会选择进入出口市场，而出口又会促使企业不断学习，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张杰等，2009）；另一方面，出口行为可能又会出现“生产率悖论”现象，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反而低于内资企业（李春顶，2010）。　　（三）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参考已有文献（Brandt等，2012；杨汝岱，2015），本文先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如样本匹配合并、调整行业代码、统一地区代码、删除异常值等。经过预处理之后，得到1998-2013年的1266439个观测值，大样本数据也为全面观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收负担与其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性。表1列示了主要变量的定义及统计结果。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五、机制检验
（略）

六、异质性分析　　（一）分不同的企业所有制类型　　由于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与政府关系、融资约束等方面均存有差异，因此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能会因企业所有制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有两个指标均与企业所有制类型有关，即企业的注册类型和实收资本。本文参考杨汝岱（2015）的划分方法，将两种指标结合起来共同识别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分别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5列（1）和列（2）所示，减税降费政策对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影响更为显著，符合研究假说H3。因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具有先天的关联优势，在贷款方面拥有政府的隐性背书，更易获取银行贷款，从而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小。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争取政府优惠政策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差距，很多民营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的问题，而减税降费政策有效降低了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缓解了企业融资压力，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活力。

　　（二）分不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不同，意味着不同地区企业面临的外源融资约束不同，由此对内源现金流的依赖程度不一，因而对减税降费政策的敏感度也不一样。对此，本文选取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刻画地区金融发展水平。2008年以前数据从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中提取，2008年及以后数据从王小鲁等（2019）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提取。进一步，本文分组进行异质性检验，每年按照地区金融业市场化指数排序，将指数高于平均值的地区划入“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将指数低于平均值的地区划入“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回归结果如表5列（3）和列（4）所示，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样本中更为显著。同时本文还利用似无相关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SUR）对两个样本组的组间系数差异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025，两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符合研究假说H3。即当企业所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为严重，企业外部融资压力较大，而减税降费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的内源现金流，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较为充足的内部资源供给。



七、进一步分析　　前文基准回归结果是基于当期税负的影响，而税负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影响是否会产生时间累积效应（即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否具有收敛性）还有待长期观察。对此，本文分别使用“t+1”期和“t+2”期的企业高质量发展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重新回归以考察短期影响。结果如表6列（1）和列（2）所示，企业税负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税负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负面效应不仅体现在当期，还会往后持续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另外，使用“t+3”期、“t+5”期、“t+7”期的企业高质量发展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中长期的影响。结果如表6列（3）、列（4）、列（5）所示，企业税负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税负的负面效应不会一直持续到中长期，即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在逐步收敛的。因此，政府如何寻求减税降费政策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平衡十分重要，既要为企业减负，也要避免实施过度的减税降费政策对财政收入带来不利影响。因为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间接影响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政府的税收收入水平越高，用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的资金就越雄厚，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就越强。所以，企业一方面要利用好政府减税降费政策的红利，另一方面从长远看也可以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技术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积极进行税负的消转，而这本身也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呈现。



八、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得出如下主要结论。一是企业税负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减税降费政策有效降低了企业税负压力，改善了企业现金流，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基于机制检验的研究发现，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帮助企业融资纾困，增加企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内源资金，具体表现为融资约束在税负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三是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发展激励效应在民营企业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显著；四是税负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具有短期效应，会影响当期并往后持续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但不会一直持续到中长期，即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是逐步收敛的。　　本文从微观层面评估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是从总体影响效应上看，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为我国减税降费政策提供了实证支撑，还为政策的优化提供了理论参考。未来，减税降费政策还应体现在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上，企业所得税在企业利润分配环节课征税款，税负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企业留存利润的多少，从而影响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从影响机制和异质性上看，税负主要通过增加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并且还会因企业所有制类型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存在差异。因此，政策的制定还应考虑企业自身特征和外部环境的异质性，尤其要聚焦具有高研发能力民营企业的痛点和堵点。建议从企业融资约束这一影响路径出发，在发挥减税降费政策效应的同时，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增强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同效应，增加金融服务功能和金融产品的多样性，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三是从影响的收敛性上看，税负只在短期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效应在减弱并逐步收敛，不会形成持久的累积负面效应。因此，政府既要为企业减负，也要避免过度减税对财政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企业自身层面也需要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技术等方式积极消转税负。

END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国际税收》2023年第9期）
　　（为繁荣国际税收学术研究，扩大刊物宣传覆盖面，本刊诚挚邀请各位编委及作者转发“国际税收”微信公众号推送文章）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

陈海宇，杜丽，张晓颖.减税降费、融资纾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J].国际税收，2023（9）：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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