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与限制：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中的革命党人认识及策略（1913—1917）

点击“广东社会科学”关注我们

摘要：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迅速掌控中国局势。列强中，美国威尔逊政府率先承认中华民国，将表面上看起来向着共和秩序稳定发展的袁世凯政府视为其理想的远东伙伴；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认识，则从民国的“麻烦制造者”发展至远东秩序的“威胁”，并形成了怀疑和遏制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策略。威尔逊政府形成如此认识和策略的原因，一是威尔逊本人深处南方长老会清教精神传统中，视激进的秩序变革为共和秩序及宪制的破坏者；二是受到美国驻远东使领馆报告的影响；三是美国政府对远东的考量及其与日本的竞争关系。加之革命党人一系列倒袁行动、一战期间与日德的微妙关系影响美国在华利益。此一认识和策略延续到孙中山三次建立南方政府时期，型塑了孙中山及其南方政府转向苏俄的过程。威尔逊政府在远东的多重目标既相互冲突，又缺乏达成其远东设计的决心与手段，对华政策之失败很难避免。

［关键词］威尔逊政府 对华政策 理想主义 革命党人 孙中山

作者简介：卢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关于中华民国建立初期的中美外交关系问题，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既有研究多关注美国政府对民国重大事件的因应，如辛亥革命、承认中华民国、二十一条、参战及五四运动等。民国初年政治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美国政府的远东和对华政策需考虑多重因素。其中，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一股需要特别对待的政治势力。威尔逊政府如何看待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及其革命话语与行动？美政府官员对激进革命的理解如何影响他们对革命党人的认知与策略？这种态度与威尔逊政府在远东的整体考量和利益诉求关系如何？

海外学者对威尔逊政府处理一战前后各地革命多有研究，但仅有印度学者Nemai Bose针对美国政府与中国民族运动做出详细探讨。国内学者较少关注威尔逊政府与革命党人的关系。高鸿志《威尔逊与北洋军阀政府》一书利用多国文献系统讨论了威尔逊政府的整体对华政策，并将其对革命党人态度的分析融入其中。吴翎君的论著集中讨论了孙中山第一次建立南方政府（1917）造成南北分裂局面之后的中美关系。另有论者简单梳理了美国政府对孙中山本人的基本认识。从孙中山生平活动出发的传记性作品多有涉及美国政府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认识，然而并不系统。

此外，学界普遍将威尔逊政府对华外交视为典型的“理想主义”外交。本文则试图依托威尔逊政府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认识和对策的形成过程，指出这一“理想-现实”的二元对立模式不足以完全解释威尔逊政府坚定支持袁世凯及北洋政府的原因。事实上，威尔逊政府远东秩序设计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一个亲美的、稳定向共和发展的民国政权。这一目标既符合美国希冀在远东用中国制衡日俄的国家利益，也贴切威尔逊本人浓厚清教传统中同情弱者的道德色彩。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权力诉求和政治行动则与美国的这一目标和期望相互冲突。笔者认为，威尔逊政府在“二次革命”后即已形成其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负面认识，而美国政府及驻华使领馆官员对孙等人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此后美国历届政府（1917—1927），他们对革命党人及其政权的轻视及遏制态度延续下来。本文将利用英美日的外交档案等资料，以日美关系为背景，分析威尔逊政府对革命党人的认知，尝试以“他者”视角探讨美国政府对革命党人负面认识的形成过程。

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延续性及其考量

对美国而言，推动中国甚至亚洲改革并开放市场成为其解决国内问题的动力。威尔逊执政之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原则是，维护中国形式上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反对列强划分势力范围，使美国获得与其他列强平等的商贸机会。西奥多•罗斯福政府主张干涉中国政治，有经济扩张的野心，但其仅消极地强调门户开放与领土完整，即在东三省通过满足日本来对付俄国；而在行动上却并未准备参加湖广铁路借款。老罗斯福在与其国务卿海约翰的通信中指出，美国在华利益或不足以使美国卷入远东（当时主要指俄国）的战争。塔夫脱在继任总统后，改采以财政投资作为武器向日俄等远东强国积极挑战，在中国（尤其是东北）担任警察角色，以抵制破坏门户开放的行为。老罗斯福与塔夫脱关于美国在远东和中国的政策和利益判断构成了此后将近四十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

威尔逊任职总统后，迅即在内阁会议中指出，美国需要在中国政策上走独立路线，同时维护海约翰的门户开放主张，保护中国抗拒其他大国的侵略。一方面，威尔逊愿意继承之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威尔逊认为，美国总统作为政治领袖，应该对国际事务发挥更主导作用，提升美国地位。对已经面临生产与资本过剩的美国而言，中国众多的人口和未开发的市场资源是一个潜在的、发展贸易的绝佳场所。中国事务专家亨培克（Stanley K. Hornbeck）多次指出，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从开始即主要在商业和文化领域。威尔逊屡次强调国际贸易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新任驻华公使芮恩施在与威尔逊的谈话中，正确把握了此点。比较来看，威尔逊政府与前几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只是重点有所不同。往届政府把独立行动和与大国合作的政策结合，威尔逊则采取在特定场合与其他大国合作，同时更强调自主、美国“例外主义”的路线。批判列强的“帝国主义”、道德上同情中国和维护美国的门户开放，此三点为威尔逊政府的对华政策提供了道德和利益正当化的基石。

只有一个具有稳定中央政府的中国，才有足够能力为美国的自由贸易提供稳定秩序和充分空间，为美国过剩的工业产品找到销路。中国的稳定发展又可防止远东大国要挟中国获取更多的特权、巩固各自的势力范围，进而让美国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日俄战争后美国逐渐提防日本。英国在其驻日和驻美使领馆的报告中就注意到日美关系及两国舆论的变化，分析日美开战可能性的报告出现。美国试图通过与日本协商来明确划定双方在远东的利益底线与合作范围，双方签订多个重要外交备忘录来确认彼此的利益关系，如1905年塔夫脱-桂太郎备忘录及1908年鲁特-高平协定。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这一行动增加了美国的疑惧。此时，美国的发展方向和重心在欧洲，其远东考量不在首位，美国仍需在与列强合作和独立自主行动路线中摇摆。基于此，美国政府逐渐确立远东政策的三个原则：一是保障美国在菲律宾的基本安全；二是提升和维护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三是平衡日本的权力和影响，尤其是日本的海军力量。支持一个能够稳定政权的中国政府，同时避免与远东大国发生冲突，成为当时美国远东政策的重要特征。

二、革命党人负面形象的缘起：“二次革命”

威尔逊政府首次注意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承认中华民国一事。1913年3月20日，新生的民国政权尚未稳定，“宋案”爆发。面对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政权潜在的冲突和分裂，3月28日，美国驻北京代办给国务院发送一封要求承认袁世凯政府的紧急电文。收到此电文的第二助理国务卿艾地（Alvey A. Adee）向国务院和威尔逊指出，革命党人的议会多数不足以让掌握实权的袁退位，因此承认袁世凯政府将会巩固他的地位。这一基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双方实力的判断确定了美国支持袁世凯政府的政策。代办威廉斯（E. T. Williams）建议，美国不应与其他外国使节一致，在承认中国问题上要求其他特别条件。在因“宋案”导致的孙中山、黄兴等党人和袁世凯政府的冲突愈演愈烈之际，4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威尔逊政府就承认民国一事作出了表态，同意美国独立行动。次日国务院就通过备忘录，并传达给与中国有条约关系的所有国家，美国将会在4月8日中华民国国会开会后承认中国。

“宋案”爆发之后，日本外务大臣牧野伸显就通过日驻美大使紧急致函美国国务院，电文表示：因为宋教仁被杀，在北京的袁世凯政府被指责为有同谋嫌疑，中国国内可能爆发南北冲突。在这一情况下承认袁世凯政府，对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南方革命党人而言，是不公正、有偏见的政策。面对这一重要信息和其中隐含的告诫，威尔逊政府没有转变态度，在他们看来，日本政府可能正是孙、黄等人的幕后支持者。此前，孙访日期间与日本政府的会谈被各色在华英文媒体渲染，报道孙可能与日本缔结同盟获取日本资助。威廉斯据此向国务院指出，孙和黄兴、陈其美等策划的行动，其资金和武器很可能来自于外国。此一“外国”无疑是指日本。日本政府的劝诫不仅没有起到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因为对美国来说，日本建议在中国保持“中立”的政策，更有可能是支持中国不同派系，助长中国内乱以获取更多特殊权益。日本是否真正“中立”，要打上问号。实际上，不仅芮恩施，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学者大多共享了对日本的疑惧。

5月6日，威廉斯再次向威尔逊报告，指出承认和支持袁世凯政权的重要性，因南方革命领导人孙、黄和陈其美等计划在上海策动革命，袁急需美国的承认和外国借款。此外，他还特别向国务院和威尔逊指出，孙的这一“叛乱”为何会失败，其依据是：中国普通民众对“政治”（指当时的议会政治和党派之争）并无任何兴趣，而商人群体一直要求尽量避免任何骚乱和危及稳定的举措。支持孙中山的只是少数。孙及其党人的“不负责任”和“罔顾民意”的叛乱不会成功。

威廉斯的分析毋宁说是当时的主流意见。关于孙、袁在民国后的权力基础差别，张国淦清楚指出，“一个有军事基础作统驭政治的本钱；一个只凭口舌笔墨以号召，没有巩固的实际力量而已。论声势，孙固为袁所畏惮；讲实力，孙不能使袁受支配于渠所领导之革命党。”远东事务专家柔克义也认为只有袁世凯的军事强权能够保持现状，维持一个稳定统一的中国。威廉斯、柔克义与驻华公使团、尤其是英国公使朱尔典的论断几乎完全一致。朱尔典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指出，“二次革命”孙中山、黄兴和陈其美等南方革命党人的失败，除了他们自身的不团结、政治-军事斗争缺乏协调以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缺乏支持，行动盲目。“二次革命”完全是一小撮革命党人的军事斗争。不仅普通大众不关心革命党人的要求，商人更是反对可能的混乱。英国驻日使领馆的情报强调，连日本政府内的主流舆论也承认，只有袁世凯才有实力肩负民国重任。这一主流意见决定了威尔逊政府支持袁、反对孙黄革命党人的基础。

同时，革命党人欠缺外部支持。因为他们可依赖的唯一对象——日本——也在美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转变态度。刚刚卸任桂太郎内阁外相的加藤高明在与孙中山的会谈中表示不支持革命党人的举事，因日本需要与英国及其他列强联合行动。在此政策下，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圆次郎和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劝他勿以武力抗袁。“二次革命”发生后，不到两月，革命党人缺乏内外支持的抵抗即告失败。

“二次革命”后，舆论调转了孙、袁之于共和的评价。在给国务卿布莱恩的报告中，威廉斯指出，袁世凯才是中华民国真正的创建元勋。他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是满族统治者本身的堕落和他们对自己执政理念的背叛；第二是袁世凯对清朝统治者的认识。即使袁的军队在汉阳和汉口都打了胜仗，但是他不愿意中国处于内战之中，因此才成就了民国必要的和平统一。威廉斯认为，平定“叛乱”的袁世凯完成了比肩华盛顿和林肯的功绩，革命党人徒具虚名。孙中山等人宣称发动“‘二次革命’只是针对袁世凯完成借款之后派军队到南方的一个回应”，完全是不可理喻的幼稚行动，只是为他们的分裂行动所作的开脱之辞，因为孙早已开始对叛乱军队的鼓动和部署工作。威廉斯甚至提出，国民党人对“宋案”主谋赵秉钧及袁世凯的控告也有名无实。其依据是，虽然“宋案”刺客应夔丞与袁政府内务部的通信被发现，但陈其美在上海作战行动中让应夔丞逃脱，应本人还控告陈其美就是自己行动背后的主使。依据这样的偏执信息和报告，威廉斯试图彻底撇清袁世凯政府与宋案的任何关联，并将此一责任推诿到革命党人身上。最后，威廉斯直接给革命党的三个主要领导人物作了如下判断：上海督军陈其美在1911年的革命中名声就已很差，而孙中山和黄兴则是不切实际、声名狼藉的领导人。通过这些分析以及中国事务专家的建议，威尔逊和国务院坚持把袁世凯当做维持中国稳定的不二人选。

“二次革命”期间，美国通过国际公使团和驻上海领事，以所谓的中立、不干涉政策和维护条约制度，帮助袁世凯打击孙黄革命党人。威廉斯建议，严禁革命党人以上海作为策划作战和反袁的基地，并建议南京领事采取同样的对策，以防止党人借此获利。这些措施不仅防止了革命党人在安全区域的计划和作战，还有效阻止了革命党人的逃亡。“二次革命”的迅速失败和孙中山、黄兴、胡汉民、张继等革命党人逃亡日本的行为，证明了北京的美国公使馆、国务院和威尔逊承认和支持袁世凯政府这一决定的正确，确证了袁世凯作为强人能够维持中国统一和秩序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孙黄的迅速失败证实了威尔逊本人的几个重要政治信念：第一，政治不能通过暴力革命得到稳固和改进，而只能通过渐进的方式；第二，孙中山和黄兴等南方革命党人是不负责任、不切实际的政治领导人。他们想建立一个与保守、主要是由旧式官僚组成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南方政府，这种试图以内战来分裂中国的行径不可能得到商人和民众的支持，不符合美国的商贸秩序。袁世凯政府在给美国政府和公众的宣言中，也机巧地强调民国的渐进改革符合美国理念和利益。虽然威尔逊个人多次坦诚自己对孙中山民主政府理想和愿望的好感，相比美国利益和对袁世凯的支持，这一好感微不足道。威尔逊更认为，一国人民通过本国经验，发展对自己最好的政制，必须是在没有外来干扰下进行。他关注的是不断地设法推进秩序和稳定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是否具民主性质，以及民主成分的多少，对美国而言无关紧要。威尔逊及芮恩施等远东专家多持有时代的种族主义偏见，并不认为中国民众具有充分的参与代议政治和自我治理的能力。

即使威尔逊政府确认只有袁世凯政权能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在中国已有的和潜在的商业与政治利益，但美国并没有全力支持袁政府，更多地是给予其道义和部分外交支持。当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时，袁最后只能从其他列强取得条件苛刻的“善后大借款”。不仅如此，在孙中山反袁的关键时刻，面对双方可能违反条约权利的军事冲突，美国和外交公使团强调的是维护条约权利。条约权利的要求确实间接帮助了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但总体而言，袁政府背后的经济困难和中国的纷争恰与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威尔逊政府无法意识到，甚或不愿意主动面对的事实是，由列强所主导的条约体系和关税制度早已构成了内在于中国结构的一部分。所谓的让中国自己发展，但又坚持维护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经济特权，两个原则和目标相互冲突。

从承认中华民国到“二次革命”结束后不久，辛亥革命期间美国部分政客和媒体对孙中山的正面革命家形象被扭转，孙变成了“不负责任的理想家”。这一认识在当时毋宁说普遍而广泛，“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内部也引发对孙黄等领导人的不满。更重要的是，此一不负责任、与日本有各种勾连的革命党人形象，深刻地印在了美国驻华公使馆、国务院中国事务专家以及威尔逊的认识之中。那些一年前曾经大力称赞孙中山为“东方华盛顿”的人改变了观点，孙的“耽于幻想的气质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使他成为了一个麻烦制造者”。

三、负面形象的深化：从一战爆发到护国运动

袁世凯政权稳定下来后，威尔逊政府尽可能支持袁的统治，防范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挑战。当袁世凯被国会选举为总统之后，国务卿布莱恩建议立即给予祝贺。1913年10月9日，威尔逊即向袁世凯表达了祝贺和建立更友好关系的期望。虽然威尔逊表达过另一愿望，即希望中国加强代议制政府和民主建设，这种愿望迅即被袁世凯的一系列政治实践所毁弃。袁世凯在排除国会中所有的国民党籍议员之后，直接解散国会，并提供了一个修正版——几乎拥有无上权力的总统制版本。不过，在芮恩施看来，袁世凯的这一集权措施并不是单纯地对民主制的反动，毋宁说，是袁世凯政府为了巩固国家统一和内部和平的必要之举。对芮恩施而言，进化和逐渐点滴的政治改良才是中国维持稳定和发展壮大之举。

一战爆发后，中美两国都保持中立状态。1915年初，日本借一战之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民国政府急于获得美国同情和支持，于2月17日不顾日本警告、透过民国政府顾问莫理循等公布二十一条的内容。美国政府考虑到日本在华利益和英日同盟，表示出对日本此一举动的部分同情和理解，延续了此前美日两次协定的内容。在与英国驻美大使莱斯（C. Spring-Rice）的沟通中，总统顾问蓝辛（Robert Lansing）告诉英国政府，虽然日本的行动几乎快要违反了与美国订立的协议，但是如果其行动只限制在满蒙区域，那么美国政府倾向于接受，因为美国需要让日本找到他们解决内部问题的出口，限制其在美洲大陆的移民和商业扩张。

国务卿布莱恩在交给威尔逊的备忘录中提出，二十一条的第五号要求确实妨碍了中国的政治主权完整，违背了美国门户开放精神，但第五条所规定的雇佣日本军警做顾问，若仅限于满洲地区，即使此条款有悖于美国的门户开放，美国仍然可以接受，除非它直接将满洲转让给日本。布莱恩甚至认为，如果日本能够确保中国其他地区的自由和主权，将满洲割让给日本可以理解。蓝辛承认，“虽然美国有理由抱怨日本的要求违背了条约制度中美国应享的权利以及日本政府之前的承诺，但是它理解（日本）帝国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以及通过移民到海外地区来缓解此一压力的必要性。”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满洲扩张的必要性，以此缓解加州地区的排外法和土地法所面临的日本压力。这一谈话赤裸裸地透露出了美国政府考量背后的种族主义和利益考量。

除了日美相互之间的利益妥协，对日本利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来牵制袁世凯政府的意图，美国政府并非一无所知。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后，在与日置益的谈话中，芮恩施就知晓了日本的意图。日置益曾告诉袁世凯：“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直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袁世凯政府当然注意到这种威胁，袁本人在与莫理循交谈中多次透露过此一消息和对日本的不满。在国务院看来，日本支持中国内部的革命党等势力会妨碍袁世凯政府的稳定，严重危及美国在华利益。芮恩施借机指出，孙中山和黄兴作为其党人团体中最激进的一系，是袁世凯政权稳定的重大威胁。美国驻日大使呈送给国务院的报告指出，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不仅被东京政府收留，还与日方势力联络密切。这更增加了国务院和威尔逊等人对革命党人的怀疑。

英国政府也注意到日本对反袁势力的支持以及这一举措背后的目的。外交部内部的对日分析报告指出：“日本则从不掩饰对他的敌意，并试图将他拉下台……表面上日本政府维持着一个正确的态度，但私底下，毫无疑问，他们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在鼓励各种反袁运动。”受限于欧战，美国无法指望英国完全限制其盟友日本的行动。革命党人确实被日本政府利用作要挟袁世凯政府、扩充其在华权益的工具。朱尔典指出，日本给予中国“最恶劣的政治流亡者”（孙黄）提供庇护，只要中日两国政府出现摩擦，日本将随时准备把孙黄革命党人放归中国以作利用。

孙中山和黄兴逃到日本后，日本政府对此二人的居留予以默认。表面上，外相牧野伸显指示时任驻华公使山座圆次郎，并通告袁世凯和北京政府：“对既来之而又不能离去者，正严加监视，不准其以我领土为据点策谋邻国动乱……在我国权保护下之地区，已命官宪充分切实取缔流亡者，对此，中国官民均可放心。”这似乎是日本监视和控制革命党人活动的保证。一方面，日本政府并不希望开罪实权派袁世凯，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完全放弃暂时失败的孙黄等革命党人，尤其是独立性较强的军部，他们认为孙黄等在关键时刻还可为日本政府利用，并以此来向北京政府施压。

对美国政府而言，这正是日本扩张政策一以贯之的体现，也是革命党人为了反袁“不负责任”的体现。尽管美日的不信任因素因“二十一条”继续滋长，随着自身逐渐卷入一战，美国不得不更加关注远东局势的稳定。1915年5月11日，北洋政府承认日本修正后的所有条款，签署协议。三日后，美国向中日两国同时发出照会，这一照会继续重申美国在条约制度之下的权利和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与门户开放的基本政策原则，违背这些原则的协议将不会被美国承认。但这一“不承认主义”，不可能对远东尤其是中国的局势发展有根本性影响。

孙中山黄兴等人非常清楚美国在远东的角色和以及美国对袁世凯政府政治支持的重要性。一战爆发后，黄兴与孙中山在有关中国革命策略、反袁的时机与举措上存在若干分歧，但在影响袁世凯政权与美国政府关系上则大体一致。黄兴判断，袁世凯的主要援助来自于美国，因此需要改变美国对袁世凯政权的看法和外交支持。这对下一阶段的革命至关重要。通过对一战大势和美日对抗关系的分析，黄兴指出：“袁贼以德、日之冲突，转乞怜于美，内容想亦许以特别权利，故美亦极欢迎。（以美日将来之地位故。）吾党此时对于美当局不可不努力运动。”因此黄兴前往美国活动，“当极力为各方面之调和，并一面揭开袁贼之黑幕，渐图挽回外人之议论，使表同情于吾党。”黄兴恰到好处地将袁世凯比作威尔逊特别痛恨的墨西哥将军韦尔塔（Huerta），宣传袁世凯的强权和军人专制政权完全背离美国的民主秩序设计，想以此换得美国的支持，或者至少让美国不再支持袁世凯，以便让革命党人的反袁大计顺利实现。此前，国务卿布莱恩曾对袁毁弃约法的行径表示过不满，并以不久前在墨西哥革命中上台的残暴总统韦尔塔相比。

对革命党人，美国倒是给予了明确的防范与限制。事实上，逃到美国的部分革命党人在美活动无一不受到监控和阻碍，尤其是与反袁相关的军事活动。革命党人在美购买飞机的活动，基于商业原因美国政府无法阻止，但是美国仍然向袁政府报告了所有细节，以供其防范和应对。当黄兴于1914年达到美国之后，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就告知布莱恩并表达了希望华盛顿不给予其任何性质的支持和鼓励的建议。布莱恩旋即给出答复，美国政府不可能给予一个它视为友好的政府的反对派任何支持，总统也不可能接见黄兴。布莱恩并认为，一旦孙中山的革命计划真正得到实施，中国的情况将会恶化到外国政府的干预变成不可避免的局面。虽然黄兴在美国多地演讲，与媒体记者访谈（包括《纽约时报》等），一面抨击袁世凯政府的种种举措，另一方面则为革命党人的实际行为和动机做辩护。但是，黄兴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与总统、国务院甚至其他主管远东与中国事务的相关人物见面，更遑论改变他们对袁世凯政府的外交和道德支持。

此外，中日交涉期间，革命党人在日的“卖国”活动被袁世凯政府广泛宣传，英美媒体及其政府对革命党人的印象继续恶化。为转变这种负面形象，革命党人曾在媒体上为自己正名，如黄兴就致函上海《字林西报》，否认“与第三国（即日本）钩连，起而革命”，但收效有限。而在日的革命党人多呼吁公开表明日本对他们的双重政策，以破解舆论对革命党人是被日本政府利用来施压袁世凯政权的工具的看法。这些举措总体影响有限，真正让孙黄等人再次获得机会的是袁世凯的称帝计划。

中日谈判结束后，袁世凯开始推进其称帝运动。此一运动初起之时，美国国务院曾请求各地使馆多方搜集资料，以便国务院制定应对政策。根据各地方领事馆的报告，驻华代办马慕瑞（John V. A. MacMurray）做出如下分析：帝制运动主要由北京的最高层官员作出，官员们即使不积极支持，口头上也予以赞同。商人阶层和士人的大多数并不同情此一运动，也不反对。他们会默许政体形式的变化。而广大的中国民众则是漠不关心的。真正对袁世凯的帝制持敌意态度的是部分学生和那些宣称自己是“革命者”的人，但是他们很难发动起任何组织性的反对行动。马慕瑞甚至认为，在袁的称帝行动之后，国会会变成代议制政府下真正的立法院。马慕瑞的总报告意涵很清楚，即当袁世凯称帝后，美国应该给予支持和承认，反对势力不会掀起大的波澜。

孙黄等革命党人在国内确实势力甚微，很难掀起大的波澜。不过袁世凯政权内部却暗流涌动，马慕瑞据地方使领馆报告的分析不得要领。实际上，不仅袁世凯亲信徐世昌、段祺瑞和冯国璋等并不支持，或者至少态度暧昧，对日本军政界的复杂态度，马慕瑞更缺乏了解。日本正是要通过中国的分化和派系的纷争来扩张自身利益，更关键的是，日本有实现此一目标的决心和手段。相比美国政府的判断，同样是支持袁世凯政权，朱尔典和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就不认可帝制计划的民意基础，即使袁世凯多次强调民众对其称帝的支持。他们认为袁世凯恢复君主制是极端愚蠢的行为，因为称帝运动让反对这一计划的人全部联合了起来。

称帝运动开始后，各方势力的反对旋踵而至，袁世凯无法镇压以云南为开端的“护国运动”。马慕瑞对袁世凯称帝计划的判断过于乐观。护国运动初起之际，1916年1月19日，日本内阁会议警告袁世凯，要求其延缓帝制，21日即向北京政府表示，若不延缓帝制将承认南方为交战团体。3月大隈首相在内阁会议上正式决定将袁搞下台，并通过驻华军事武官和顾问联合护国运动各方势力，默许日本浪人和民间人士支持南方的排袁运动，还以久原财团等公司名义向革命党人提供贷款，并向黄兴提供个人借款，给予实际的军事和经济支持，强化倒袁势力。袁世凯称帝不到三月即告失败，袁死后，北洋政权对中国的掌控大幅弱化，南北分裂态势显露，中国再次陷入内乱的境地。

四、负面形象的固化：从参战到南北分裂

帝制运动失败后，围绕中国参战问题，北洋政府形成了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府院之争”以黎元洪的失败结束，随后孙中山带着德国给的资金支持南下“护法”，至此南北正式分裂。从美国的远东和对华政策来看，这无疑是一个打击。

1917年4月美国正式参加一战，为与日本协调远东关系，美日围绕双方的战争目标和在华利益举行了谈判，以调和双方的分歧。针对南北可能分裂的问题，美英与日本对华政策的目标再次形成冲突。英国驻日大使在其报告中指出，美国政府希望尽量加强受到国际认可的北京中央政府，但日本政府的目标则是巩固日本在东北权益，加强在南方的经济利益，争取获得在中国的优势局面，两者存在矛盾。11月2日，蓝辛-石井谈判结束，双方交换照会，再次重申商业和贸易上重要的门户开放原则，并承认：基于中日两国领土的相互接近造成了两国的特殊关系，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尤其是在日本与中国毗连的地区。同时两国政府商定决不侵犯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反对两国取得任何影响中国独立或领土完整的特殊权利。蓝辛认为，相比美日之间的鲁特-高平协定和之前对于中日“二十一条”的不承认态度，此次协定更为全面和细致地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但是，这种对特殊权利（利益）的承诺实际上模糊不清。这毋宁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为提高中国声誉和对抗日本在战后和平会议上的优势，芮恩施曾极力鼓动北京各派系领袖联合起来，参加一战。芮恩施并非不了解中国内部尤其是南方势力的反对倾向。1917年3月美国正式宣布参战前，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芮恩施附上广州领事海因策曼（P.S. Heintzleman）对中国及南方革命党势力的报告。报告指出，南方主要省份对参战的反感并不主要是源于对德国的态度，而是他们对北方政府和日本侵略的担忧，虽然他们确实对德国所表现出来的军事能力有所畏惧。而南方的革命领袖，从岑春煊、唐绍仪到孙中山，都很明确地反对采取任何对德国的激进敌对措施。在随后给国务院的几封电报中，芮恩施反复强调，南方革命党人中，唐绍仪和孙中山反对参战主要是为了给北京的中央政府制造困难。芮恩施认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内部斗争，并不服务于任何特定理念，其政治行动是不负责的。进一步而言，在芮恩施看来，革命党人所担心的主要是联合起来的进步党及其军事派系，他们将会把自己彻底逐出政治生活当中。国务卿蓝辛和代理国务卿波尔克（Polk）并不支持芮恩施力主中国参战的想法，而是采取消极观望态度，并劝告芮恩施勿给予中国政府参战一事任何不实际的支持与鼓励行为。在威尔逊和蓝辛看来，相比欧洲战场上的重大问题，亚洲事务皆属次要，在远东美国仍然不愿意牵涉过多，而以维持现状为主。

美日谈判的过程中，芮恩施呈报的有关情报继续对孙中山及其党人不利，并强化了之前威尔逊和国务院对革命党人的不信任感和负面观感。芮恩施用段祺瑞的证词指出，如果激进的革命党人如孙中山和岑春煊等执政的话，他们将会接受与袁世凯完全相同的“二十一条”中的苛刻条件，尤其是美国最反感的第五条款。同时，芮恩施则向国务院确保，段祺瑞虽然将与日本人合作，但段本人并没有落入日本的掌控之中。美国并不乐意看到跟日本关系逐渐紧密的段祺瑞上台，基于美国维持现状的保守战略以及对战争时期协约国团结一致对抗德国的考量，威尔逊政府同意了日本于9月4日向美国提出的建议：不支持中国境内的任何其他政治派系，一致支持当权的北京中央政府，并拒绝给予任何意图推翻现行政府的个人或团体任何形式的鼓励或物质支持。

护国运动后，因要解散山东和上海周边召集起来的反袁军队，孙中山等人曾多次向北洋政府索取款项以顺利解散这些军队。但众多议员和媒体抨击革命党索要遣散费用之举。《京津英文时报》就此事发表评论，指出革命党人的索款要求，“或亦不无过情之处，”抨击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图谋不轨，“国民党之阴谋，意欲利用此机以为推翻段内阁之事。”这毋宁是当时革命党人在英语系媒体中尴尬形象的一瞥。另一极大影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形象的是孙与德国驻华使领馆人员的往来。当时，孙中山接受德国资金资助的新闻已经在北京和上海的不少报纸上传播。英美使领馆都已通过各种情报渠道知晓此一信息。芮恩施即根据这些消息，向国务院报告孙及其党人暗中与德国、日本合作的举动。芮恩施指出，孙中山、唐绍仪等作为政治家失去信用，并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极端激进主义，而是因为他们在接受资助反对北洋政权一事上不择手段。据他称，南方派系得到德国的资金支持后，仍在与日本谈判获取更大量的资金支持以便反对北京政府，组织军事行动。虽然美国政府并不希望中国的参战举措和步骤跟美国完全一致，但在美国已经对德作战的情况下，孙中山与德国的联络报告增加了美国对革命党人的不信任感。

当孙中山率领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后，广州领事海因茨曼对孙在广州的行情不表乐观。在他看来，桂系军阀各有所图，而孙只不过是借助南方的军阀力量反段。芮恩施认可此一判断，并指出南方势力内部充满着斗争，而激进的领导人孙中山会逐渐失去其个人影响，被其他派别和军事实权人物所赶走。在广州领事和芮恩施报告了南方政府试图到北美和东南亚的华侨团体中兜售政府债券的行动后，国务卿蓝辛迅速致电国防部长，建议其采取措施阻止南方政府及革命党人在菲律宾和夏威夷等地的筹款行动。

孙中山此后被护法军政府排斥的结果似乎证实了芮恩施的判断。虽然芮恩施大体同意孙对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的评价，但他认为，孙本人的政治行动徒有自由理念作支撑，而缺乏实际智慧和领导力的判断。芮恩施直言不讳地指出：“广州人视孙为幻想家和不切实际者……愈来愈多的南方保守领导者以当前的局势，不足以抗拒北方的军事力量，最好让北方来解决目前的危机，但南方领导人则一味拖延，直到获取更多的力量，最后将不可避免和北方一战。”芮恩施并报告国务院，指出“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政府，徒具名义，”认为“孙在广州的影响力正在消退，可能会让位给立场较不偏激者”。因此当军政府内部有西南实力派倾轧，外交上又限于孤立无援之际，孙中山再次向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要求外交承认与援助。孙以北京段政府和日本勾结来动摇威尔逊政府对北洋政权的承认。但海因茨曼仍不为所动，坚持“广州政府的存在将使美国在远东事务中的角色显得尴尬”的看法。

孙中山的南方政权不仅没有可能持续，更没有建立负责政府的形象，此一判断，几乎成为了英美两国政府以及其在华领事团官员的共识。无论是英国代办艾斯顿，还是英国驻日大使，他们都强调支持北方政府以及与日本协调的重要性。虽然“段-冯联合政府对于英国差强人意。协约国列强应该去支持这样的政府，他们有勇气对德宣战”。而“主要的危险，在目前而言，在于协约国列强任何一方的鼓励或者对于南方人的物质支持。所有的列强都应统一”。在美国驻华使领馆、国务院和远东事务专家的认识，以及英国影响的共同作用下，美国政府对于孙中山的护法事业很难提供任何支持。

余论

“二次革命”前后，威尔逊政府及其远东事务专家在确定支持袁世凯政权的政策后，不满意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反袁举动。而革命党人的“联日”举措和言论以及他们在反袁失败后纷纷受到日本庇护一事，加剧了威尔逊政府的恶感。革命党人成为他们眼中“不负责任的理想家”，对共和政治缺乏真正认知。此外，威尔逊、布莱恩等政府领导人对激进秩序变革的否定，自身的种族主义偏见及美国政府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国政府来制衡日俄，以帮助美国更好地开发它在远东的商业利益，让他们确认了否定革命党人、支持强人袁世凯的策略。而在“二十一条”谈判、护国运动到美国参战前后，袁世凯及北洋政府的宣传引导、和英美驻华使领馆的交流，让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形象更趋负面。革命党人与日本各方的联络、接受德国资金反对北京参战等事实让他们在威尔逊政府中的“负面政客”形象彻底固化。这一认识使得孙中山此后寻求美国政府承认和援助的想法屡遭挫折，更影响了孙随后不得不走向苏俄和共产国际、寻求援助的历史选择。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和军界通过各种私人渠道短暂资助过孙中山及其党人，不过这并不能与寺内正毅内阁对段祺瑞政府的支持相比拟。美日两国政府对中国政治中不同派系力量的态度和支持程度，既是由于双方对中国政治力量和发展走向判断的不同，也源于孙中山及其党人与北洋政府实际力量的差异，更涉及双方在中国利益的巨大差别。单从经济利益上看，美国远远无法与日本在中国的利益相提并论。亨培克就精当地指出过，美国在华投资额有限，远小于其他列强。当时，美国在华最大的投资是传教士的产业，全部加起来并没有超过1.5亿美元，而日本则至少有3.5亿美元（还不包括日本在满洲地区的投资），英国则是12.5亿美元，美国连英国零头都没到。实际上，在美国的商贸利益中，以进出口额和投资比例来讲，中国处于边缘地位。二战前，中日两国与美国之间的经贸额加起来，每年的最高份额也没有超过美国年度总贸易额的7％。

更重要的是，一战爆发后，美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不能容许远东问题分散其战略考量。美国在华权益有限，并不值得在此与其他大国爆发冲突或战争。这正是美国的对华政策软弱无力的关键。这一对华政策的软弱和偏执让威尔逊政府无法认识到袁政权本身的缺陷，更无法看到中国复杂政局的出路和新兴力量的发展。而所谓的对华道义支持也往往因为列强在华利益和美国欠缺决心与军事力量被消弭于无形。不过，恰恰因为美国在华利益有限，威尔逊政府才能以更加意识形态和道义性的理由去认识和处理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这正是众多学者所指出的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中蕴含“道义性”或理想主义的原因。

这一道义性的理念，与威尔逊政府对美国民主制的理解有关。威尔逊政府参战后，将其战争目标定义为“使民主更安全”。这一“民主秩序”的敌人，在国际上的敌人是扩张性的、自私的军国主义；在国内的敌人则是激进的、不切实际的革命党人和稳定秩序的威胁者。这一战争目标蕴含着强烈的美国至上原则及潜藏的种族意涵，怀疑或抵制民族革命，单边主义干预，以及直白地反对共产主义和激进社会革命。威尔逊政府对苏俄革命的遏制和此后对孙中山及其南方政权的少接触、不承认政策，正是此一理念及秩序设计的大致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