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世纪初叶，“君临万国”的天朝还紧闭着大门，国人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即便是后来已为官三十载的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广东查禁鸦片之时，他也一度相信夷人（英国人）膝盖伸展不便，认为“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

然而历史的转折往往也只在旦夕之间，很快他便发现并开始注意“采访夷情”，这被当时顽固派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翻译工作。1841年，林则徐被流放途经扬州，他把自己组织翻译的《四洲志》交付于友人魏源，那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状况的译著，魏源随后在此基础上编出《海国图志》。书中“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成为了后来维新派的重要主张……自那时起，“沉睡的雄狮”便睁开了他的第一只眼。

从一个封建科举出身的传统文人，到虎门禁烟威震中外的“林文忠公”，林则徐在其人生最后的十年完成了一个个体之于世界的觉醒，也不自觉地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幕。从维新变法到“五四”运动的二十年间，中国人则完成了一个民族自“不见”到“看见”的觉醒：人们开始看到不同文化间的巨大差异、开始学会以他人、他族、他国的视角去想问题、开始具备批判与自省的国际视野。

梁启超的“全文明研究”成为一个时期里，知识分子对国际观的有力实践。他们深知，国际视野最大的阻挠来自于国人对外部世界好奇心与包容度的匮乏。所谓“国际”，是为“他族”，所谓“视野”，是为“看见”，若是看不见别的文化，又如何看到自身发展的诸多可能？

然而观念的变化有时如同破堤之洪，稍不留神，便容易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上世纪20年代初期，新文学运动与人文理性“学衡派”的论战交锋正烈。以陈独秀、胡适为首的新文学家们在“廓清蒙昧、启发理智”的大旗下提倡以西方文化为楷模，改铸中国传统文化；在主张民主与科学、主张个性解放与白话文的基础上，绝对否定文学史上文言文学的生命力。其中不乏诸如“废除孔学”、“废除汉字”等一些颇为偏激的主张。

另一方面，以梅光迪、吴宓为主的一批留美学者、教授则对胡适等人表示公开抨击，批评新文化运动家“但采一派一家之说，一时一类之文，以风靡一世，教导全国，不能自解，但以新称，此外则皆加以陈旧二字，一笔抹杀。”时至今日，各家各派对这段历史依然抱有不同见解。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西方文化价值观引发的知识分子大讨论，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国际视野的感召下产生的集体性困惑。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且不论是非利弊，新文学运动为“国际视野”所带来的关注和思考或许比它本身的历史定性更为重要。自那时起，对于“国际视野”的争论不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扬弃”的问题。

在世界的背景下，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来讲述中国故事，这是“五四”一代新文学家最为突出的思维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当后来文学渐渐与革命联姻，人们纷纷以集体主义的名义轻易放弃自己个性的时候，鲁迅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活动却转向了对独立观察与自由思考的坚守。以进化论观中国情势，以尼采学说看国民性格，以毫不妥协的个人心境发出“娜拉走后怎样？”的时代诘问。

鲁迅给出的不仅仅是“为何”需要国际视野的解答，更是“如何”用世界眼光体察民族问题的阐释。以比较文化的思维方式看到中西文化的相似性，教人懂得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是一种聪明且开阔的世界意识；一生都站在弱小者一边，一生都在为“被损害和被侮辱者”呐喊，却是超脱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之外的人性关怀，是尤为珍贵的世界胸襟。

回顾中国近代历史，“国际视野”的概念已然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粗到精的过程，它的相对性是个体、天地和众生的角力，是时间赋予的文化流变。归根结底，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内心的底气。